读《公正》
作者：郑凯
电子书链接，虽然这书贵了点，但我很庆幸这价钱是值得的。
有个故事流传了很多年，在我小的时候就对这个问题有了非常明确的答案
假设你是一辆有轨电车的司机，电车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沿着轨道疾驰而来。在前方，你看见五个工人手持工具站在轨道上。你试着停下来，可是你不能，因为刹车失灵了。你感到无比绝望，因为你知道，如果你冲向这五个工人的话，他们将全部被撞死。（我们先假定你是知道这一点的。）
突然，你注意到右边有一条岔道，那条轨道上也有一个工人，不过只有一个。你意识到，你可以将有轨电车拐向那条岔道，撞死这个工人，而挽救那五个工人。
你应该怎么做呢？大多数人会说：“拐！尽管撞死一个无辜的人是一个悲剧，可撞死五个人将会更糟糕。”牺牲一个人的生命以挽救五个人的生命，这看起来确实是正当的事情。
我当时是以一种计算的方式来衡量：做人的底线是“不杀人”，而“没能见死不救”还没达到这种程度。没能救上人的内疚远远不及杀人的罪恶和恐惧。但我也说了，这是一种计算，如果不是五个人，而是一百个、一千个人，这时候我可能宁可去杀掉一个倒霉鬼。
前两年看到有对这个话题的 TED 演讲，但看了个开头就放弃了，我觉得太慢、太花时间。书有一个好处就是 async。
看到一半的时候我感叹，真是太阳底下无新事，我这么多年所纠结的“没人性算法”（见以前写的一篇的结尾）
刚上网不长时间的时候，曾经一条新闻比较摧残我幼小的心灵……某动物园老虎突然发狂，咬死饲养员，拖行尸体很久。当时持枪的警卫之类的目击全过程，没敢开枪制止，记者问及，答，老虎太贵，打不起。那是突然之间就明白了，哪有生命无价，都是屁话，就像说吾皇万岁一样，千万别认真。那只老虎，只怕饲养员跟警卫两家干一辈子也赔不起，所以只能眼睁睁看着饲养员去死，如果无聊好事的认真计算下去，把各参数想周全了，没准能给出 那饲养员的命 == 24.3万元人民币 == 122.1 吨大米 == 0.37 辆 xx型 红旗轿车 这类连等式来，这就是典型而标准的没人性算法了
以及更早转过一篇守恒定律，都可看作是功利主义的原始形态。我所喜欢的《血酬定律》一书的作者吴思，所为之得意的“历史经济学”，也是用相同的思路来做计算的，没看过这书的可见我以前摘过的一段命价计算，在《公正》这本书里，我看到了同样的计算
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会取消了这一限制，大多数州都将限速提高到每小时65英里。驾驶员们节省了时间，可是交通死亡数量却增加了。在那个时候，没有人进行一项得失分析，以裁定高速驾驶所带来的利益是否高过丧失生命所产生的费用。然而，若干年以后，两位经济学家做了这道算术题。他们设定，限速提高的好处之一就是更快地往返于家庭和工作；他们计算了这节省下来的时间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以平均每小时20美元计算），并用这一收益除以增加的死亡数目。他们发现，为了贪图快速开车的方便，美国人实际上给每条生命定价154万美元。这就是每小时多开10英里导致的每例死亡的经济收益。
甚至，以前《搏击俱乐部》中诺顿所讲述的汽车公司对于是否召回汽车的费用计算，也有真实事例。我看到这之前一直在奇怪，假设已经足够引起思考了，为什么要一定给出真实事例，难道为照顾缺乏想象力的人才不得不这样么，可看到这里，虽然想过《搏》里所讲的一定有可行性、也一定有人这么算过，但得知是真事时，还是被深深的震撼，继而明白自己的幼稚。片中，诺顿被问及是哪个汽车公司时，很严肃地来了一句“很大的那家”。现在我终于知道，是上世纪70年代的福特公司，Pinto 车型
其实，我认为功利主义的不可行，倒不是因为算法不对，而是因为每个人对各种价值的判断，随时间、经历和心情而时刻变化，无法得出准确值，从而限制了计算的使用范围，使得无法计算出最大幸福方程的解。
另外，用贬义词来形容边沁的学说真的是个糟糕的翻译，现在已改叫效益主义，不过功利主义这个词没有几代人的时间是没法翻身了。
前面几个例子里，一直都算计算“命”，而书中的各种问题，也大多如此，这让我想起了玩《魔兽世界》时，有人问，为了降低难度，让怪物减少 20% 的 HP，和让玩家增加 20% 伤害，到底哪种形式对玩家更有利，对于数学不太好的人确实有些困惑（1 - 20% 跟 1 / (1 + 20%)，大约相差 4%）。有人非常聪明的解释说，你把 20% 换成 100% 就明白了，也就是求极限情况。而命价，就是一种极限情况。看其他人的书评时，使用了“道德困境”这个词，也就是道德判断的极限情况。我尤其喜欢这段评论：
那么我们在读完了《公正》后，究竟该做些什么呢？对于普通读者，我推荐罗蒂的回答：去读文学。正如同罗蒂所说的那样，最好的道德教化工具不是伦理学著作，而是小说。通过阅读更多的文学，你可以去体验更多的道德困境，从而思索更多的道德可能性，让自己的道德想象力更为丰富。
第六章介绍了罗尔斯的假想契约，这是一个聪明的方案，有个延伸的简化版本是这样的：寺庙的僧人对分粥制度不满，即使轮换着分粥，谁分粥还是会给自己多分一些，于是他们改换了方式，负责分粥的人，要在所有人挑选完后拿最后一碗粥，这样分粥的人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会让每碗粥尽可能的均匀。但是后来说到，将“好赌的天性”也作为未知的部分，而每个人在投胎之前都是纯粹理性的人，这就过于假想了，我认为各种性格因素，是够成每个人的基本元素之一，去掉了某种性格（无论好坏），都好像一条鱼去掉几样器官一样：剩下的部分还在，不会消失，但鱼肯定是活不了的。其实，我很早以前就想过更有操作可行性的方案：在高度科技化的将来，人工培育孩子，让他们无法识别自己的父母，反之也一样，这样每一代人都真正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贫富差异，都最大程度的体现出自己的努力。不考虑作弊行为（如黑客寻找自己的孩子并暗中帮忙），还有个关键问题是我不确认母爱等感情缺失是对一个孩子的发育的影响有多大，是否会造就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的异化人类。这有点像我以前看到的科幻小说《孤独》中的时代背景。
《公正》还有一大特点是，作者深刻的思考，和与之有鲜明对比的谦虚的态度，上述评论中也说，这是“苏格拉底式”的。畅销书能写成这样很不容易，既不哗众取宠，也不媚俗。
在提及好多种学说之后，我感觉到道德建设的困难，人们可以选择各种学说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就好像选择要信奉的宗教或者要购买的理财基金一样。比方说当问到撒谎和帮凶手行凶到底哪个更严重时，康德从人群中孤零零的站了出来，开始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作为受益者，亚里士多德也要对奴隶制进行辩护。
这里要区分的就是道德，跟原则。或者说你无法判断每一个人是否有道德（最让我无语的是杰克·伦敦的小说《北方的奥德赛》，无法对主人公做出评价），只能判断他是否有原则。党卫军有自己的原则，希特勒也非常的自律，在《乌合之众》中所描述的法国大革命时的暴徒们也有他们的原则。缺乏原则的人是祸害，但绝对的原则又总跟幼稚和悲剧联系起来（如电影 In Bruges 中的所有角色，和 Django Unchained 中的德国牙医，这都是我非常喜爱的角色），让人很沮丧。
在书的快结尾的部分，有一段话让我极为喜欢，虽然早有这种观点，但没想到有人说得这么好（摘自 1968年3月18日，肯尼迪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时，在堪萨斯大学发表的演讲）
目前我们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 8000 亿美元。然而它包括空气污染和香烟广告，包括清理高速公路车祸的救护费用。它包括我们用来锁门窗和那些关押撬锁罪犯的监狱的专用锁，它包括对红木的毁坏和在动乱中损失的那些自然奇迹，它包括凝固汽油弹和核弹头、警用装甲车以镇压城市暴乱，它还包括……那些为了向我们的孩子销售玩具而美化暴力的电视节目。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并没有考虑到孩子们的健康，以及他们的教育质量或他们玩耍的乐趣；它也不包含诗歌之美和我们婚姻的力量、公共争论的智慧以及公共官员的正直。它既不衡量我们的敏锐，也不衡量我们的勇气；既不衡量我们的智慧，也不衡量我们的学识；既不衡量我们的怜悯之情，也不衡量我们对国家的忠诚。简言之，除了那些使生活富有意义的事物以外，它衡量一切。此外，它能告诉我们有关美国的一切，却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因为自己是美国人而感到骄傲。
扯的远点就是，有离职员工说 Zynga 就是被数据搞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