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ce upon a Time in Shanghai

2010 - 2012 期间，我在上海呆了整两年。我个人经历，10 岁前在一个离黑龙江 60km 的小镇，18 岁前在辽宁丹东，在哈尔滨累计呆过一年多，济南一周，三亚半年，老婆是内蒙人，包头和呼和浩特都经常回去，所以感觉在各地生活，除了三亚外没有太大差异，都能适应，上海又同样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所以料想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实际的经历是，在上海的两年，各种光怪陆离的奇景比我这辈子见过的都多。我知道这个城市有它的优点，而且其他人也在上海过得很好，但对我和我老婆来说都是一种煎熬，有一次老婆跟我说，如果再换工作，回北京找吧，我才知道她也受不了了。

我老婆在超市见过一男的，抱了一摞一样的香皂，挨个在公平秤上称，最后心满意足地挑了最重的一块。

老婆去买两斤排骨，肉贩给切了一斤多点称完交货，我老婆说我要的是两斤，肉贩答，你这些够吃了。我老婆说，不够，我要的两斤你就给我切两斤。肉贩又剁了点，加起来一斤半，想交差，我老婆说不够，我要的两斤，第二次给添到一斤八两的样子。我老婆嫌说着费劲，只好认倒霉买了一斤八两的肉。这事情是非常离奇的，因为在北方，商家为了多卖货，都会习惯性的多切，比方说要两斤给剁两斤半，再陪着笑说“姐，切多了点，两斤半行不”，如果买家坚持只要两斤，才会切掉多的。而且还有个更离奇的地方：上海的这位肉贩，无论身材长相还是口音，都是北方人。我对这般离奇的经历想过各种解释，认为最合理的猜想是，经常有人跟肉贩说吃不了要退货，退不了就闹，以至于肉贩架不住骚扰而退货。时间长了也会长记性，尽量少卖而不是多卖，以减少麻烦。当然这只是猜想，我的诸多假设里最不离谱的一个。

地铁靠门的位置的座位是带颜色的，表示老幼病残孕专座。有盲人上车摸索着往专座坐，已经坐着的人大叫“哎哎哎”表示有人，盲人只好靠门站着。一老外看不下去了，把盲人拉到自己座位上。

上面这条我跟一同事讲过后，同事跟我讲了个类似的：他曾去上海短暂出差，地铁上挤满了人，同事看到个老太太过来，就给老人让座，一起身，旁边二十来岁的小年轻瞬间占住了座位。同事说我这是给老人让的，揪他衣服让他起来，小年轻侧过脸一句话不说硬装死。同事和老人只能面面相觑。

上海地铁的检票闸机比北京的更严格，客流量大时也显得比较低效，但我从未注意到北京有人逃票，可上海我见过很多次，有人直接翻跳过去，还曾遇到出站时我前面人塞了张废票，而且是第一次出警示音后他又重新塞了一次，因为我没料想这种事，所以他在通过的时候我就检票了，他是走我的票出去的，喊他也没用，我以为是没听见，但看他坚定地低头走的样子，方明白他是故意的。从那以后都很小心前面的人一定要彻底通过去后我才检票。

从北京去上海时，孩子两岁半，正好去之前也是只有我跟老婆两人带孩子，所以去超市买东西要带着孩子出去。其实公交车没几站地不需要坐着，我把着就够，但是在北京每次一上车都会有人让座，而且过于热情，你说真不用他们也会觉得是在客套，一定要你坐。在上海大部分时候人们视若无睹，大概有过两三次让座吧。

我走路是很遵守红绿灯的，但是右拐的车跟我抢道就很生气（车辆随时可以右拐，我遵守红绿灯意味着可能要多等一轮），他们会降速，并执意硬挤。有过两次，一次要贴到我腿了才不得不停下，我用手里的书脊敲了他的车鼻子，瞪着司机，可司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假装向别处张望，另一次一面包从我身前几乎擦着过去的，我踢了面包车一脚，司机停下来我们吵了几句，也吵不出所以然来。北京的抢道也不少，但没那么普遍，更不会硬挤。

孩子上幼儿园，虽然略微曲折，但终究还是上成了附近的公立幼儿园，但是在开家长会时，院长非常明确（甚至略带骄傲）地跟家长们说，为了保护方言，我们幼儿园老师都是用沪语的（但家长会上为了家长们能听懂，包括这句在内都是用普通话说的）。

大家都是把鞋放到楼道里，于是我们也效仿之。结果有一天早上出门，我的凉鞋没了，但是其他鞋都在，只好现找了一双去上班。这事过了几个月后，有一次我老婆去找我同事的老婆串门（我跟同事俩恰好在同一栋楼租房子，他甚至能经常听到我打游戏的声音），因为等不及电梯就准备走个楼梯回去，结果，她经过一层时，发现我的鞋就在那摆着。我怀疑那人想换鞋就挨个楼层走一遍，每双都试试，直到遇到我的，比较和脚就拿走穿了。类似的还有，老婆怀二胎后父母过来帮忙照顾，我爸接送孩子就买了辆新自行车，结果没两天，气门芯那个亮眼的红色的帽，就被按在了旁边不远的另一辆旧车上，我们也被没放气，质问过车主，人家就是觉得好就随手拿走。

在上海最爽的事情是在公司附近租了房子，单程半小时步行上下班。但是下班路上要穿过一片闹市，卖什么的都有非常杂乱，但即使这样，每天我下班的时候都恰好会碰到一个运垃圾的车，以 30+ km/h 的速度距离自己不到半米的身边开过，我觉得非常恐怖，因为擦到就是非死即伤。但诡异的是，路上那么多人都习以为常，没有人惊讶于垃圾车的速度，也没有人尖叫，提前躲开，就好像那车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到一样。后来我就宁可绕远也要避开那条路。我回北京后半年，偶然看到个新闻，一辆运垃圾车撞到骑电动车的母女，好像是一死一伤，地点上海闸北区，但离我遇车的地方略远，应该是另外一辆。

那同事当时跟我前后脚到的上海，公司所在的四行仓库，一面对着苏州河，一面对着文具批发市场。同事跟我表示，很欣赏市场里这杂乱的交易场面，忙碌的工人、面包车，感觉非常有生气。北京的各种限制都很多，所以很难想像离市里这么近的地方（离人民广场也就地铁一站地）有如此生机勃勃的市场。说明南方更有商业头脑、更注重实效。

我后来回顾上海的种种经历时，发现这确实是一个核心要素。

北方人到了南方会感到惊奇的一件事是，大家吵架的时候都不动手，据说会有两个男人吵上数个小时。这种场面在北方闻所未闻。以南方人的思维，动手就得叫警察、赔偿，所以都料定对方不敢动手，但只能用吐沫星子攻击对方。从北方人的思考角度，这种安全的时候才勇敢的样子很无赖，是很丢人的。所以宁可动手或者放弃冲突。

最终的解释就是，南方人更多的靠法律来约束，而北方人更关心维持面子（道德约束）。在南方，只要法无禁止的事情皆可做，所以商业更发达、更灵活。但进而衍生的问题就是，法律上没有强力约束的也都可以做。如抢座、逃票、让行、偷东西这些事，不会有什么惩罚力度，所以问题也很普遍。

上海也有很多美好的地方，例如吃过十几个不同招牌的小笼包（回北京后只能靠南京大排档来帮助回忆），随便一个路边摊都很吸引我，人民广场站胜过北京的任何一个地铁站，于是这种矛盾让我陷入迷惑，如果这么多人都显而易见的差劲，上海不会被建设得这么好，但确实有很多我觉得无法忍受的事情，是在其他地方从来没见过的。这段经历对我影响很大，后来写在《思想转变》里：

在上海的两年生活也震撼了我，即使都认同有共同祖先、语言相近，只相距一千多公里，方方面面的差异就如此巨大，更何况跟万里之外完全不同肤色和信仰的人相处。从此彻底断了自己移民或者将来闺女移民的念头。

有一次我在上班路上，一个人对我用大概是上海话来问路，我说听不懂，他愣了一下然后用普通话跟我说。回家后我提起此事，很生气地跟老婆说，这人居然用上海话跟我说，难道我长得很像南方人么！老婆说，像，真像。好吧，这时候才意识到我妈是 1/2 广东人、在广州出生，所以说我是南方人长相也完全没什么问题。虽然我生长经历和思维方式完全是北方人的，甚至包括我眉毛上的一道疤也是打雪仗打的（不是雪球里掺了杂物，是一傻逼同学把雪球攥在手里好久，再用雪包的时候，里面成了冰核，然后打别人的时候打偏了），但我也有南方人的血。所以我的评价虽然会被理解为地域攻击，但跟种族歧视还是有差别的。我自认为不是地域攻击，因为大都在陈述事实，加上少部分猜测，但如果有人对现象背后的原理有不同解释，我也有兴趣听的。

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上海正在经历新冠疫情以来最大的一场灾难。很多事情显得匪夷所思，我想讲述一下以前的经历，也许有人看到后会对这些事情有更好的理解。我对此的解释不是“上海人如何”这种地图炮，而是少量渣滓的行为会让所有人买单，或者说，道德方差更大些。

我很自豪能在四行仓库这么有历史意义的地方上过班，我的二闺女也出生于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因为我老婆生完老大后出现妊娠期糖尿病，怀二宝的时候指标也不好，而全上海的糖尿病孕妇都被安排在实力最强的第一人民医院），虽然我很怀念那些小笼包，我现在也经常要跟上海分公司的同事打交道，但是上海我再也不想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