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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摘抄

《论中国》

基辛格 著,胡利平、林华、杨韵琴、朱敬文 译

这是一段复杂的历程,因为中国和美国都认为自己代表独特的价值观。美国的例外主义是传经布道式的,认为美国有义务向世界的每个角落传播其价值观。中国的例外主义是文化性的,中国不试图改变他国的信仰,不对海外推行本国的现行体制。但它是中央帝国的传承者,根据其他国家与中国文化和政治形态的亲疏程度将它们划分为不同层次的“进贡国”。换言之,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普世观。

第一章中国的独特性

中华文明不是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在历史上出现。

第六章 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

斯大林从一开始就担心的中国铁托主义出现了,不过是以捍卫斯大林意识形态遗产的方式出现的。

几乎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在 1958 年 9 月 11 日的公开讲话中坚决为美国卷入沿岸岛屿的冲突做出辩解。他警告说,炮击金门、马祖可以和希特勒占领莱茵兰、墨索里尼占领埃塞俄比亚,或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征服满洲(这个比喻令中国人特别恼怒)相提并论。

第七章 危机四起的十年

英国外交大臣给中国外长陈毅元帅去函说道,英中两国“虽仍保持外交关系,但宜暂时各自撤回外交使团人员”。可是当时陈毅本人正在挨斗,无法作答。

第九章 恢复关系: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结识之初

双方一致决定把大部分时间用于了解各自对国际秩序的看法——双方的分析如此不谋而合,实属难得。既然我们访问的最终目的是要决定是否应调整两国以前互相敌视的外交政策,那么,务实外交的最终形式就应该是对概念进行讨论。这样的讨论有时候听起来像是两个教国际关系的教授在谈话,而不像一场正式的外交对话。

中国领导人经常表现出的一个文化特点是,他们是从历史角度考虑问题的。他们有能力,当然也有这个必要,比西方人想得更长远。一个中国领导人取得的成就相对于中国的社会历史显得不那么重要,这点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其他领袖。中国的历史之悠久,规模之宏大,使中国领导人能用中国几乎永无尽头的历史让谈判对手油然产生一种谦恭之心。(哪怕以后在回忆时,谈判对手才意识到,所谓历史有时候只是一个比喻。)外国的谈判对手会因此而觉得自己是在违背自然,自己的行动注定只会在中国滚滚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一条逆流而动、微不足道的痕迹。

就这样,在中国土地上发表、由中国媒体宣传的一份公报中,美国方面表示,美国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的“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宣布跟韩国与日本两个盟友的密切联系,声明在新的国际秩序中,任何国家都不应自称一贯正确,各国都应在没有外来干预的情况下取得发展。中方当然是以同样的语气阐述了相反的看法。中国人民并不以为怪,媒体整天都在进行这样的宣传。但是,各方既然签署了这样一个各说各话的文件,实际上是在宣布意识形态上的停战,并使意见一致之处更显突出。

第十章 准联盟:与毛泽东的谈话

换言之,只要不妨害共同对付苏联威胁的需要,各方都可使用任何意识形态口号来满足自己国内的需要。意识形态将沦为国内管理工具,而与外交政策分家了。

中国受到核威胁,而且将有一段时间没有足够的还击手段怎么办?毛泽东的回答是,中国将依靠超凡的耐力谱写出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诗篇。没有其他社会能想象,在数以亿万计伤亡和大多城镇被占被毁后,一个国家仅凭反败为胜的意愿,就能建立一种可靠的安全政策。单凭这一鸿沟即可说明西方与中国安全观点的差距。中国历史上不乏克服他人无法想象的深重苦难,但最终以文化优势或幅员辽阔而让侵略者功亏一篑的事例。毛泽东偶尔会对中国人民和文化的日常表现讥笑嘲讽,但其另一面却正是他对中国人民和文化的坚定信心。这种信心不仅因为中国人口众多,还因为中国文化的坚韧以及人民间的强大凝聚力。

第十二章 “不倒翁”邓小平

他是位历经数十年党内斗争的老将,知道如何利用意识形态争论为政治目的服务。邓小平在这段时期的讲话可谓意识形态灵活运用和政治态度模棱两可的典范。他的主要手法是把“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提升到“毛泽东思想基本原则”的高度,而这个提法在毛泽东在世时并不广为人知。

邓小平之所以设法维系一党执政,并不是因为他乐于享受权力带来的特权,而是因为他认为不这样国家就要乱。

第十四章 里根和正常化的开始

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延续的一个障碍是政府定期换届带来的全面改变。由于任期限制,至少每隔 8 年,助理国务卿以上所有由总统任命的官员就要大换班,人事变动涉及多达 5000 个关键职位。继任者要经过漫长的审查过程。实际上,新政府上任头 9 个月左右的时间是真空期,运作只能靠临时应对或按留任官员的建议行事,同时逐渐调整适应行使自己的权力。新政府为证明自己是执政的不二之选,会把过去遗留下来的所有问题都说成是前任政府的政策失误,而非固有的问题,并称它们可以在确定的时间内得到解决,这加大了新政府必然经历的学习阶段的复杂性。政策的延续成了次要考虑,甚至是于己有害的主张。新总统挟胜选之威,可能会高估实际情况允许的灵活余地,或对自己的说服力过于自信。这种情形每逢民主政权过渡就会出现,永远如此。因此依赖美国政策的国家通常会两边下注,以保无论哪个政党上台都不致影响自己的利益。

尼克松又敦促道,在下一个十年中,美国、它的西方盟国和日本应共同努力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他设想会出现一个全新的国际秩序,其根本实质就是利用中国的影响力把第三世界建成反苏联盟。但是,即使尼克松的睿智远见也没有料到苏联会解体,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能够成为世界经济健康系于一身的经济强国,人们甚至猜想中国崛起是否会再次造成国际关系的两极化。

第十五章 美国的窘境

邓小平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后,决定给他的接班人和下一代领导人留下几句指示,作为他们的工作指南。他向共产党官员做出这些指示时,选择采用了中国历史的传统文体,文字言简意赅。其中被广为人知的一项是 24 字指示,而另一项是 12 字说明,传达对象仅限于高级官员。24 字指示如下:

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

第十七章 又一次和解:江泽民时期

无论如何,中国都继续经济改革:“就中国而言,大门一直是敞开的。我们愿意对美国的任何积极姿态做出反应。我们有许多共同利益。”但改革必须是自愿的,不能是外界强加的:

中国历史证明,压力越大,反弹就越大。我是学自然科学的,所以我想用自然科学规律来说明问题。中国有 11 亿人口。她很大,有许多动力,把她向前推并不容易。作为老朋友,我讲的都是实话。

后来,这场辩论中出现了一个贬义词,指责传统外交是“做交易”。这一路线的倡导者认为,真正持久和平的前提是民主国家结成的国际社会。这就是为什么在实施《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时,福特政府和 20 年之后的克林顿政府都未能与国会达成妥协,即使苏联和中国看似已经准备好做出让步。激进人士拒绝不完整的步骤,认为坚持不懈就能实现最终目标。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国内的辩论在与中国领导人的讨论中也得到反映。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 40 年之后,中国领导人主张独立自主,不干涉他国内政,不向国外传播意识形态(这曾经是共产党政策的神圣原则),而美国坚持通过施压和激励来实现价值观的普世性,也就是要干涉别国的内政。

江泽民重复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传统话题,即中国不接受任何压力,坚决抵制任何外来威吓。他还认为,像华盛顿一样,北京也面临来自民众的政治压力:“还有一点,我们希望美方注意这一事实。如果中国单方采取措施,而美国没有相应举动,中国人民是不允许的。”

朱镕基 1990 年访问美国时,不断被人赞许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他竭力强调:“我不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我是中国的朱镕基。”

中国领导人也不接受把冷战结束解读为进入美国超强时代。在 1991 年的一次谈话中,钱其琛告诫道,国际新秩序不能永远维持单极状态,中国将致力于建设多极世界,即致力于反对美国的超强地位。

第十八章 新千年

美国从全球增长的需要出发看待经济问题,而中国考虑的是国内国际的政治影响。当美国敦促中国增加消费、减少出口时,它拿出的是经济原理。但对中国来说,出口部门缩小意味着失业人员大量增加,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长远来看,如果中国真的采纳了美国的老生常谈,它将可能因为不再那么依赖出口而降低与美国加强关系的动机,转而增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关系,从而推动亚洲集团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