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摘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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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一过程的逻辑指向的方向似乎恰恰相反。因为，如果一个国家的首要目标是经济增长，那么最适合的体制既不是自由民主，也不是列宁式的或民主式的社会主义，而是自由经济与威权政治的结合，有论者称这种结合为“官僚威权国家”，而我们会称之为“市场导向的威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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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期间，美国由于一系列不断增长的预算赤字，花出的钱远高于生产所得，为了保持当前高水平消费，则不得不限制未来的经济增长和后代的选择。尽管有着广泛担忧，这种短视做法不仅在经济上而且政治上会损害长远利益，但是，美国的民主制度无法认真对待这一问题，因为它无法决定如何公平地分配因减少预算和增加税收所带来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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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台湾的规划者不顾可能带来的阵痛和失业，成功地使投资从纺织等轻工业转向电子产品和半导体产品等先进工业。台湾的产业政策之所以能够运行，仅仅是因为政府能够让进行规划的技术官僚摆脱政治压力，从而可以根据效率标准来强化市场和作出决策——换句话说，它之所以能够运行是因为台湾不是民主统治。
弗朗西斯·福山 /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Kindle 位置 2801-2803、2816-2819、2833-2836
Update in 2020-07-08
以当代的“A型”人格为例，他们多为高薪的律师或公司经理，或充满竞争的日本跨国公司所雇用的日本“工薪人员”。这些人在职业生涯上升阶段，可以很轻易地每周工作七十或八十小时，休假几乎没有或者很短。他们可能比没那么拼命的其他人工资更高，但是他们投入工作的程度并不完全是为了报酬。事实上，从严格的效用的观点来看，他们的行为是非理性的：他们工作如此拼命，是没有工夫花钱的；他们无法享受闲暇，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闲暇；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糟蹋了自己的健康和安逸的退休生活，因为他们早逝的可能性很大。人们可以说，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家庭在工作，或者为了下一代在工作，无疑，这多少也是工作的动机，但绝大多数“工作狂”几乎从未照看过自己的孩子，而且常常一心扑在事业上，牺牲自己的家庭生活。这些人如此拼命地工作，只部分与金钱报酬有关：他们显然从工作本身，或者工作带来的地位和承认中获得了满足。他们的自我价值感，与他们工作的努力和熟练程度，与他们在公司阶层的升迁速度，以及与他们得到他人的尊重程度，紧密相关。甚至他们的物质财富带给他们的享受，更多是因为物质财富带来的名声，而不是这些财富的实际用途，因为他们没有多少时间去享用。换句话说，工作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激情，而不是他们的欲望。
弗朗西斯·福山 /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Kindle 位置 4712-4723
发现这就是对“奋斗逼”一词的充分解释。我当然不认同这种价值观（实际就是把工作放在马斯洛需求层次哪个位置的问题），但同时，我对所有主动使用（而非引用）“奋斗逼”这个词的人报以蔑视。很明显他们完全无法从工作中获得成就感，也不允许跟自己不一致的价值观，这是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