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愤青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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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青有两个显而易见的特征，一是自身还没有达到预期的社会经济地位，二是因此对几乎一切表示不满。但在这两个特征之外，似乎应该注意到，很大程度上愤青是一个政治概念，与整个政治气候密切相关。

作者说，我记忆中的愤青，十年前就被打压下去了。代之而起的是王朔式的痞子。愤青和痞子，也许是同一种人的两面：穷则独善其身是为痞子，达则兼济天下是为愤青。这两种精神状态，是不同的政治气候造成的。王朔写作有年，为什么直到十年前才大红大紫，原因就在于，其最初写作的年代是愤青当道，痞子由于蔑视忧国忧民，反过来又被广大愤青所蔑视。当政治气候改变，忧国忧民不被允许的时候，痞子的独善其身才被公众接受。痞子精神的本质就是蔑视与不合作。

政治气候严酷或者宽松，在这两种极端状态下，产生痞子；而当政治气候处于两者之间的状态，则产生愤青。台湾的例子很明显，李敖是痞子，蔡智恒自称痞子，罗大佑是愤青。李敖创作力最旺盛的年代，恰好也是台湾最黑暗的年代；痞子蔡生活在完全民主化的今日台湾。罗大佑最火的时候，刚好处于台湾的政治转型期。再看大陆，北岛、崔健是愤青，王朔是痞子，到了余杰、摩罗又是愤青。其间政治宽松度的曲线一目了然。

从网上看，那些动不动打著人民旗号质问对方良心的，那些不考虑自身实力一味鼓吹战争的，那些哪里一出点什么事死几个人哭得比谁都凶的，包括为这次美国遭了殃而大声叫好的，可以说都是典型的愤青思维。他们是政治气候改善的产物。应该承认，相比于王朔式的痞子在无奈中退回心灵世界，更合乎人的本性。追求崇高的方式的确是个问题，但如果被迫放弃这个追求，人将不人。

大概当局也想错了。一度认为，通过改善生活，提倡某种有吸引力的生活方式，可以消弥社会的不满情绪。这些年来，以时尚类杂志为代表，从鼓吹白领生活方式，到倡导高科技创业，应该说为痞子愤青们描绘了一幅非常诱惑的人生图画。但他们似乎都有意无意回避了这样一个事实：人不是吃饱了就心满意足哼哼的猪，人还是具有政治诉求的动物。任何以物质生活换取政治恭顺的企图，都只能是失败。特别是虽然鼓吹所谓的都市生活方式，却回避这种方式的目的地：中产阶级，也就是回避由都市新生活方式而必然产生的政治理念，终于导致愤青们使用更传统的思维方式把它发泄出来。另一方面来说，知识分子所鼓吹的清明理性，沿著都市新生活道路本来是可以培育的，但由于对新兴市民阶层政治诉求的压抑，也以愤青的方式表现出来。

这里边似乎反映了传统政治运作方式的潜意识：宁取愤青，不取清明理性。因为前者是可以利用的，而后者则没有可供翻云覆雨的利用价值。在特定时期，当局对愤青可能会采取鼓励的态度，这也是目前愤青卷土重来个一个原因。

愤青们比较上台面的话语，核心在于呼喊社会公平百姓疾苦。一般来说，这是一种偏左的姿态。正是这种姿态，得以和愤青的历史本义接轨。愤怒青年这个词，最早是由英国剧评人泰南提出的，时间大致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或者六十年代初。在世界范围之内，那都是一个狂热的年代，有两个思潮值得关注。一个是美国的垮掉的一代，再一个就是欧洲的愤青。两个思潮在反抗传统社会的外在形式上具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它们骨子里的精神却完全相反。垮掉的一代本质上是一种自由主义，愤青则更接近社会主义，至少是自由主义中的左派。垮掉的一代寻求内心的自由，因此更接近痞子；愤青所谋求的是改造社会，也就是寻求他们理解的公平。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萨特以73岁高龄亲自上街发放传单，被人称为老愤青。因此，从源头上讲，愤青并不单纯是一种青年运动或思潮，它更是一种政治诉求。

我不太喜欢谈论左派右派，但我必须承认，愤青，至少当我们在网上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他们具有明显的左派特征，对于维护既得利益的现行政策不满，甚至追求无条件的公平。他们有一个本领，就是不论你谈什么事情，他们三两句话就能引到自说自话的语境中，进入压迫和公平的主题。哪怕你所谈论的再风马牛，他们也可以凭著诛心之论拷问你的灵魂：在公平还没有实现之前，你谈论这些就不感到惭愧？

且不论世界之丰富多彩并非只有公平和压迫的话题，就说公平吧，其最终实现恐怕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难道在它实现之前，我们便只能永远哭丧著脸？我以为，愤青们打著公平的旗号，以道德的名义来打压对手，并不是他们对公平有多大的兴趣，而只不过是争夺话语权的一个武器。特别当今是在中国，一个至少表面上还奉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愤青中一些人表现出类似原教旨主义的特征，例如张广天之流，甚至鼓吹暴力革命，幻想著把城市变成切格瓦拉的丛林。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愤青的行为特征，就是鼓噪和鼓动。作为愤青这个词的发明者，当泰南还是伦敦的一个新闻记者的时候，他就在书桌上写下这样的座右铭：“挑动情绪，刺痛伤害，制造旋风。”

想想看，我们今天的愤青们，难道不是仍在做著同样的事情？如果媒体掌握在他们手里，无疑会变成一张张大字报。主流社会之所以宽容了愤青的存在，一是认为他们除了鼓噪并没有实际的力量，不论在社会资源还是经济资源上；二是认为极左思想已经不存在现实的基础，有些人嚷嚷两声也构不成严重的威胁。但是，愤青却实实在在对培育民众的理性思维习惯构成了威胁，除非我们认定民众本质上就不可能理性，就像一百年前法国人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描述的那种情况。

好像有人这样说过：如果你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不是个愤青，你没有希望；如果你在三十岁后还是个愤青，你就更没有希望。作为报纸评论版的编辑，我经常劝告我的同行：你们不要追求所谓的理性，那不会给你们带来发行量的；你们应该做愤青，挑动民众的情绪，哪怕最终证明你是错的，但发行量上去了。